即便如此,但是当代观众走进电影院,看一群年轻人画两个小时的时间用辩论的形式,寻找金钱和艺术的平衡,探究艺术对于生活的必要性,依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——即使是在柏林这样一块广告牌掉下来都能砸中十个艺术家的地方。今年年初,我爸爸去世。我半夜三点接到的电话,他是很健康突然走的,第二天我知道后,第一反应没有笑出来,我心里觉得很荒谬,怎么可能,我觉得这是一个笑话。虽然这个时刻我准备了一辈子,我妈妈11年前就去世了,妈妈走的时候我也哭了,我生活里是不哭的人,不过我看电影、拍电影的时候常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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